《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无疑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地区差异打开了新的视角。作者王绍光和胡鞍钢在否定了关于地区发展差距的两个理论假说：新古典主义“趋同论”和倒“U”字曲线假说之后，提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改革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后果，尤其是政治原因和政治后果。应该说，两位经济学家在书中所做的大量前瞻性工作，对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认识，大有益处。
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在中国这个“自身的历史也充满由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起义，造反和革命”的泱泱大国，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有可能使由长达20年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形成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在他们的眼中，地理条件、自然禀赋、基础设施、人口素质、资本来源这些因素显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条件。然而，与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相比，这些因素只能退居二线。正是国家对沿海地区的倾斜和优惠，造成了西部省份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贫富悬殊极化。这样，经济的不平衡就被质换为了经济不平等。
在两位作者看来，沿海地区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使中央政府转移注意力的时候了。的确，这几年到过上海浦东的人都会惊叹那里的现代化。但即使是这颗东方明珠，在公共设施和人文素质等诸多方面，和东京、汉城，甚至和曼谷、吉隆坡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和西部相比，沿海是发达地区；但和世界，甚至和周边相比，中国的沿海地区充其量只能算做正在起飞。不种梧桐树，难引凤凰来，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可穷国要想发展经济，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我们这个国家的财政毕竟还没有富到可以遍地开花的程度。
“梯度发展”肯定不是最好的理论，但面对如此现实，试问中国政府还有更好的选择吗？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沿海地区的经济一般在一定时期都会拉大与内陆的距离。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差距都会缩小。就连美国尚且如此，可见这的确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并非纯粹是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单纯从今天的世界出发，就说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回忆一下发达国家在和我们相当的人均国民收入时的地区发展差异呢？今日的国人已很少怀念过去那个虽然相当平均，但却贫乏的社会了。那种平均是计划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被打破是必然结果。
引入数量分析是当今经济发展的潮流，但数据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却时常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在该书167页，当人们把各地区累计实际外资占全国总额比重相加后，发现结果竟是99．9％。当然这可能是四舍五入惹的祸。这个结果对黄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经济学研究就难免有欠妥当。如果说，由于引用资料有误，在各地区自然地理状况表中，上海和江苏500米以上高程占总面积的比例都是100％尚可接受的话，那么世界屋脊——西藏500米以上高程面积占总面积比例成了2．4％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此外，尽管中国民用航空近年飞速发展，但两位作者在讨论各地交通运输差异时，竟然没有涉及航空，而只谈水运、公路、铁路这“三大支柱”，也让人多少有些遗憾。
应该承认，这本书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不平衡发展的忧虑。书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等建议。但为了缩小东西差距，要求取消向沿海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并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公平和公正的高度，就值得商榷了。在世界各地都以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的时候，我们却因为打算缩小国内地区间差距而取消优惠政策，这对于引导国内资本流向西部或许有所裨益，但对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国际资本却是很难行得通的。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西部地区经济的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如何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减小这种差距，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相信，政府坐视不平等任意扩大是不正常的。但不平衡不能等同于不平等，平等也不能等同于平均。不尊重实际就没有效率，不尊重效率就没有平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说一部分地区的贫困是另一部分地区的富裕的代价，并且将这个问题政治化，无异于向两个地区同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王绍光、胡鞍钢著。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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